周国献谈纪实摄影 ｜有些事情如果我不拍下来就没有人会看见周国献先生是扎根武汉的知名纪实摄影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纪实摄影题材的创作与探索，拍摄了“汉正街扁担”、“江城水上人家”、“吉庆街卖唱艺人”、“大武汉的工业记忆”等许多优秀的系列作品。他的摄影作品曾参加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丽水国际摄影节、大理国际影会、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中国摄影艺术节等国际国内摄影节个展，以及武汉博物馆、江汉关博物馆、卓尔书店、物外书店等摄影个展，并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家》杂志、《数码摄影》杂志等报刊媒体上发表；曾荣获2013年第13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2017年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提名奖、2019年度中国金融摄影家协会年度人物、湖北省2014年度摄影人物作品奖、2016年第三届“武汉市文学艺术奖”优秀文艺作品奖等奖项；2018年摄影项目《“大武汉”武汉工业遗产保护专题摄影项目》获湖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资金项目资助。摄影作品/摄影作品集先后被武汉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提起“纪实摄影”，大家都不陌生。不过，您曾经在谈您的几个摄影阶段时，提到过几个名词，如传统纪实摄影、新纪实摄影、主观纪实摄影和文献摄影等几个概念，这让我们知道了其实“纪实摄影”有很深的内涵。您能不能结合您的拍摄实践与作品，为我们解读您对这几种摄影类型的理解？

　　周国献：很难给出一个纪实摄影的准确定义。阿瑟·罗思坦在1986年出版的《纪实摄影》一书中对纪实摄影的概念解释如下：纪实这个词，源自拉丁文docere，意即“教导”。纪实照片的功能不仅止于传达信息，他还指导观看者从他所透露的认知社会的某些层面。“纪实”(documentary) 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风格与一种方法。曾经有过许多别的建议——写实的(realistic)、事实的(factual)、史实的(historical)—— 但是无一能传达纪实传统那种对的深刻尊敬以及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加以积极诠释的创作。阿瑟·罗思坦又指出：纪实摄影应该传达某种诉求，才能和风景、人像或街景照片有所分别。所记录的事情应该比随手可得的即兴照片(Snapshot)具有更多的意义，应该透露被摄者更多的心境而不只是形似。纪实照片能说出我们世界的一些事情，并且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环境。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纪实摄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摄影家们，秉承人道主义精神和善良准则，以无比的毅力甚至是献身精神，深入人类的生存实际，真正的了解并尊重被摄对象，不虚构，不粉饰，不夸张，大多以抓拍的方式再现的真实的情景。纪实摄影作品无论美好或是丑陋，目的都在于表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引起人们的关注，唤起社会良知，同时记录特有的文化，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这个定义具有局限性，但可以算是一种狭义的传统纪实摄影的表述。

　　其实，“传统纪实摄影”是相对于“新纪实摄影”（见后面讨论）来说的，“传统纪实摄影”更加注重记录，而“新纪实摄影”更加注重表达。我80年代以及前些年拍摄的几组早期作品属于传统纪实摄影的范畴，大多以抓拍的方式，不干预拍摄对象，如实记录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偏重底层叙事，引发情感共鸣，但避免迎合大众猎奇、窥私的心理半岛·综合体育下载，而力图把被摄对象拍得有尊严。

　　（2015年卓尔美术馆《浮生四记——周国献纪实摄影作品展》和武汉物外书店摄影个展《百年老里分咸安坊》）

　　给“新纪实摄影”下个明确的定义更困难，它是个还在不断发展的事物或概念。学者郭力昕认为，1967年由纽约现代美术馆当时的摄影部门主任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策划的“新纪实”（New Documents）摄影展，标志着新纪实摄影的兴起。（但新纪实摄影的开山之作当属罗伯特·弗兰克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美国人》。）

　　新纪实摄影与传统纪实摄影的不同，我觉得主要表现在：“新纪实摄影”拒绝崇高，力争以自己的视角观看事物；不再充当教化的工具，更多地融入对现实社会的主观感受；不再有道德制高点，不再有明确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倾向于冷眼旁观，影像可能具有多义性或充满隐喻；不试图改变生活，只是想了解生活；不试图改变社会，但可能达成对自己的救赎或和解。

　　我从2018年开始创作，2021年在第2届沈阳当代摄影学术邀请展的个展作品《退场》是新纪实摄影的一个例子，它表现的是中国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后的城市景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再早一些的作品，如2015年丽水摄影节的个展作品《自动售套机》，2016年第六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个展《汉正街相册》、2017年大理国际影会的个展作品《大武汉》（获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提名奖），以及2019年的画册《远去的轰鸣声——荆楚工业厂房类型学图录》等作品也可以归入“新纪实”的范畴。

　　主观纪实摄影其实是新纪实摄影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纪实是相对客观纪实（传统纪实摄影）来说的。客观性纪实摄影重在真实的“再现”，主观纪实摄影重在“表现”，也就是在“真实”的原则下更加注重思想、情感、观念的表达。像王庆松的“别样纪实”系列编导型作品（《老栗夜宴图》等）是主观纪实摄影的例子；我从2013年开始拍摄、2015年在丽水摄影节展出的个展作品《自动售套机》是主观纪实的一个尝试，作品在电脑后期处理时特意加大了饱和度，试图强化题材的荒诞性。

　　文献摄影在英文里跟纪实摄影其实是同一个词（Documentary Photography）。国内使用“文献摄影”这个表述，主要是强调其作品的文献性、档案性和客观性。安德列·胡耶在《摄影：从文献到当代艺术》一书中指出：“文献摄影的一大功能应该是以摄影集的形式，对现实进行一次新的清点和存档。”我的工业题材的摄影项目，就是按照文献摄影的思路，试图对湖北的工业遗产进行全方位地扫描和存档。如今我拍摄的很多老厂已拆除，我的作品作为该厂的最后遗照，成为该厂重要的影像文献。

　　在“三线系列”作品中您总共拍了多少处“三线”遗址，累计拍了多少年，积累了多少张作品？这个项目您现在还在继续吗？网友可以在哪里看到您的全部作品？如果还在继续，会有终点吗？这么多年的跟踪拍摄，这个专业程度已经等同于开展研究工作了，这么多年的研究，您有什么新的发现与思考跟我们分享吗？

　　周国献：“三线系列”是我的工业摄影项目的一个子项目。我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以《大武汉》为题，系统地拍摄武汉的工业遗产，2018年扩展到全省，其中分布在襄阳、宜昌、十堰等地的“三线”企业是湖北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对湖北工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总共拍摄了9个地市、70多处的“三线企业”或其遗址，积累了四五万张照片。目前这个项目还在继续，襄阳、宜昌和十堰尚有少部分“三线”企业没有完成拍摄。

　　我从2017年开始通过自媒体平台——今日头条号“黑镜头”发布“大武汉系列”，目前已发布近250期，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开放式的平台，呼吁工业遗产的保护，同时与老厂的干部职工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2021年2月，趁着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热播，开启了“三线系列”的介绍，目前已发布50多期。

　　我的工业摄影项目，因精力所限，目前仅限于湖北境内；但“三线”企业作为曾经对我们国家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影响深远的军工或军工配套企业，若有精力，我的“三线系列”有可能扩展到西部的几个重点省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基于战备需要，国家对全国生产力布局进行了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几百万工厂企业干部职工、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祖国内地，风餐露宿，挥洒青春，在深山峡谷建立了一批对国家国防、科技半岛·综合体育下载、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影响深远的“三线”企业。如今这些“三线”企业大多已搬离山区，但这段历史不曾忘记，这段历史值得梳理。

　　目前，我们可喜地看到，有些“三线”遗址得到了保护性开发，如宜昌国营809厂、襄阳文字六零三印刷厂等；有10个“三线年首次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湖北有2处：宜昌远安三线基地机关办公楼、资料楼、通讯楼、露天电影院、国营万山特种车辆制造厂202厂房、国营红峰机械厂426厂房）、襄阳老河口三线火箭炮总装厂（国营江山机械厂）旧址，这将推动“三线”遗址的保护工作。另外，襄阳国营卫东机械厂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外景地，受到追捧，成为网红打卡地。但令人担忧的是，还有很多“三线”企业已废弃，其中的老建筑，特别是老厂房，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现状岌岌可危。我希望通过我的拍摄和传播，推动“三线”遗址的保护。

　　2019年12月，您出了一本《远去的轰鸣声——荆楚工业厂房类型学图录》摄影作品集，您可以讲讲这部作品吗？从拍摄这组作品的起心动念、拍摄过程，到画册面世、并收到社会反馈的过程，以及您这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这组作品拍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周国献：《远去的轰鸣声——荆楚工业厂房类型学图录》是对湖北境内工业遗产的全景式扫描，它是我的《大武汉》项目的延伸。

　　从1889年就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实行了近20年的“湖北新政”，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纱布丝麻四局等相继建成投产，奠定了近代湖北工业坚实的基础，也使湖北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

　　工业遗产对武汉市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武汉之所以赢得“大武汉”的美誉，正是因为武汉市曾经举足轻重的工业。工业是武汉市的代表作，工业成就了“大武汉”的金字招牌。要复兴大武汉，离不开对武汉市优秀历史遗产（特别是工业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这也是我在2014年上半年拟定摄影项目名称《大武汉》的原因。

　　而如今，张之洞留下的工业遗产，以及解放初期我国在湖北建造的重要工业厂房，几乎消失殆尽，湖北的工业遗产保护现状堪忧！

　　之前反映湖北省工业遗产的摄影作品基本上都是“美丽的”风光照片，有关部门只展示美的一面，观众也止步于对美丽外景的赞叹，广大市民对遗产保护的严峻现状缺乏了解，原有摄影作品没有唤起观众对遗产保护的关注，更谈不上行动。

　　我从2008年开始关注并拍摄武汉工业遗产保护题材，2014年开始以专题的形式有计划地拍摄武汉和湖北工业遗产，目前共拍摄了涵盖清末、民初和解放初期的五百多处湖北工业遗产。

　　2018年，我的《“大武汉”武汉工业遗产保护专题摄影项目》获得了湖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资金项目资助，在省市文联及武汉市摄影家协会的支持下，2019年12月，《大武汉的工业记忆——周国献工业摄影作品展》在江汉关博物馆成功展出并引发社会反响。与该展览同步推出的《远去的轰鸣声——荆楚工业厂房类型学图录》得到了林路老师、巩志明老师、顾铮老师、杨小彦老师、刘铮老师、晋永权老师等著名评论家和著名摄影艺术家的肯定。

　　在《远去的轰鸣声》画册中，我试图用带有观念的影像和类型学的规模图示，展示湖北工业遗产保护的令人忧虑的现状。我希望通过对湖北工业遗产的拍摄、展示和传播，唤起政府相关部门和市民对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视，推动湖北省工业遗产的保护。同时，通过此项目的实施，探讨类型学在工业摄影题材中的应用。

　　要说拍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可以说，每次拍摄犹如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面对荒草疯长的厂区、倾圮的建筑，心中不免一丝悲凉。曾几何时，庞大的厂房和高大的烟囱成为一个城市炫耀的资本，让人对未来充满憧憬；似乎厂房和烟囱的多少、大小和高度与文明程度成正比。它们盘踞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向大自然宣战的据点、大本营。但是，当自然资源逐渐被蚕食殆尽，这些大本营也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随着能源匮乏、环境恶化的加剧和环保意识的觉醒，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成为共识，如今这些钢筋水泥构筑的庞然大物，突兀地伫立在那里，似乎与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但这就是历史，是正在消逝的历史，是亟待保护的历史。

　　作为一个摄影人，我无力阻止城市改造对工业遗产的破坏，也无力阻止产业升级对老厂的抛弃，我唯有通过我的镜头，记录下当前的现状，在呼吁工业遗产保护的同时，为后代寻回远去的记忆提供参照。

　　周国献：我的摄影作品，以前喜欢用个展的形式亮相，后来更喜欢用摄影书的形式来呈现。但即使是摄影展，多数情况下，我也会制作配套展览画册或图录。在这些作品中，我最满意的作品是摄影书《远去的轰鸣声——荆楚工业厂房类型学图录》。这部作品凝结了我多年来探访、拍摄的艰辛和汗水，以及自己深度的思考。

　　我喜欢用类型学的思路来创作和呈现作品，并在《尴尬的斑马线年短期项目）、《自动售套机》、《汉正街相册》、《大武汉》和《退场》等多部作品中进行了尝试。工业题材的类型学摄影探索几乎已经被德国摄影家贝歇夫妇所穷尽，但我发现，贝歇夫妇聚焦的对象，不管是水塔、卷扬机塔、粉碎机、谷物升降机、鼓风机，还是煤仓、石灰窑和工业厂房，都是拍摄的外观，唯独没有厂房内部的类型学作品。于是我把创作重点放在厂房内部空间的拍摄，把相机架在三脚架上，放在厂房的正中，以对称式构图，拍下风格一致、近乎雷同的厂房肖像。

　　每次探访老厂时，我会尽量拍很多的照片，为该厂留下尽量详细的影像档案。但我心中装着这本老厂房类型学摄影集，每次拍摄我都会留心并重点拍摄空寂的老厂房，为这部画册积累作品。

　　我在画册后记中写道：“曾经是共和国骄傲的厂房，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乏人问津；曾经人声鼎沸的工作场所，如今沦为一片死寂；曾经引为自豪的产业工人，如今成为社会的负担。随着资本的背弃，曾经如火如荼的生产秩序、生机勃勃的生活气息和同心同德的职工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瓦解；曾经理所当然的共同价值观和理想、兄弟姐妹般的友情，也随着烟消云散。我试图用影像去探寻记忆的痕迹，我的照片也确实在一些受众心里泛起一丝涟漪，但仅此而已——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这里是战场，但硝烟已经散尽；这里曾是家园，但温馨已然不再。改天换地的盛大演出已经结束，演员已经离场，帷幕已然落下，但道具却被遗弃在舞台上……”

　　要用一句话评价这组作品有点难，我非常认同美国摄影家戴安•阿勃斯说过的一句话，“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的事情如果我不拍下来，就没有人会看见半岛·综合体育下载。”但仅仅拍下来是不够的，作品还要有独特的呈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并进而引起观者的共鸣。

　　您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围绕武汉展开，我相信您眼中的武汉一定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您看到了它非常细腻的纹理。所以，在您眼里或者说您的镜头下，武汉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呢？

　　周国献：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武汉已经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四十多年，我的摄影创作几乎围绕着武汉，或者由武汉延展开。在我的眼中，武汉既是一座市民化的、火一般热情的城市，也是一座摄影的宝库，有着取之不竭的题材等待摄影人去发掘。我不需要远赴名山大川，也不需要去高原或海岛，最打动我的场面就在眼前，就在脚下。我爱这座城市！

　　周国献：2014年以来，我的摄影创作在逐步转向，从关注底层（汉正街“扁担”，江城水上人家等）转向关注社会（旧城改造，工业遗产保护，部队停止有偿服务等），从关注人（农民工，吉庆街卖唱艺人等）转向关注景观（街头巷尾的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城市废墟与废弃空间等），从重点拍摄事件发生时的瞬间（如汉正街“扁担”挑担扛包，草根艺人的表演等）转向拍摄事件发生后的空间和场景（如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后关门大吉的门面和宾馆，废弃的娱乐场所等），从聚焦私密空间（汉正街原住民家庭环境肖像等）转向聚焦曾经的公共空间（废弃的大厂房，停摆之后的医疗空间等）。

　　2018年以来比较新的创作项目涉及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废弃的娱乐空间和停摆的医疗空间等，还有2020年9月份购置富士GFX 100中画幅微单后开启的两个个人项目，暂时保密。

　　不管我的摄影题材和作品风格如何变化，不变的是我希望透过我的摄影作品，表达我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